1948年底，画家黄宾虹离京南迁，归隐西湖，卜居近湖的栖霞岭下，时年90。此前两年，随着抗战胜利，西迁的浙江大学也结束流亡生涯，迁回杭州。浙江文学院教授夏承焘也返校执教，寓居孤山罗宛的浙大师范学院宿舍，“八年小别，湖山依然无恙……窗几间可尽外西湖之胜。念此福无殊南面王”。欣兴之情，溢于言表，此等心境，对于颠簸大半生的黄宾虹来说，庶几也有。
10年以前，现在的黄宾虹故居纪念馆尚未开放，只在西泠印社的一间厢房里陈列少许画家的遗物旧迹，有一张照片，我印象很深。那是91岁的黄宾虹在灵隐寺写生，一袭青灰布衫，一顶棉线小帽，执笔站立，对客挥毫，旁边站着两位弟子，其中有一位就是后来的知名画家诸乐三。画家的神情很难说清楚，有些掘兀，有点像晚年的梁漱溟。厢房的外侧，挂着一副竹底的楹联，一边是“以文会友”，一边是“与古为徒”。我当时觉得“与古为徒”四字在这里是很贴切的，很切合这位集黄山画派之大成的丹青大匠一生的追求。后来，看了他的许多画，慢慢琢磨，觉得“与古为徒”有些不尽然处。先生的画，也是小桥、流水，也有山岗、密树以及烟波渔舟等等。一样的山，一样的水，但没有通常的那种萧疏、淡远，相反，他的笔墨有些粘滞（他用的墨汁里放入数倍于常规的胶），带有蛮性的张力。对于传统的“元气淋漓障犹湿来”说，这种粘滞又意味着什么？还有，画家构图中常常出现的被美术史家称为“不齐的三角形”，有着强烈的尖锐感，似乎要把纸面割破。这岂是一个“与古为徒”所能道得明白？看来，老人不仅仅是守成、还有创化，他在笔墨中劈开另外的天地。也许，我们可以从黄宾虹与傅雷的交往中，一窥个中消息。早在1943年，老人致傅雷书信中就说：“近二十年欧美人盛称东方文化，如法人马古烈谈选学，伯希和言考考古，意之沙龙，瑞典之喜龙仁，德国女士孔德，芝加哥教授德里斯阿诸人，大半会面或通函。”黄、傅的忘年之交很耐人寻味，老人去世前数月，傅雷还专程从上海到湖边来探视，他临终前对人说傅雷是他“平生一大知己”。我们得记住，与老人对话的傅雷不仅是翻译家、鉴赏家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是《西方美术名作二十讲》的作者。史家每称黄宾虹晚岁画风有新变，这是他终成大家的关键。我觉得，这一新变，并不完全是老人在自己的传统里孤冥独往的结果。在黄宾虹的丹青世界里，傅雷的作用是不可轻估的，正是他，在老人朝东的房子里打开了一扇西窗。缘此，老人的焦墨松烟的苍润里才会聚变出一种别样的力。
当黄宾虹于1952年去世时，夏承焘已是词学名家。我在西湖蒋庄马一浮故居里见过一张照片，是五十年代夏先生带几名弟子来此与马先生合影。照片中，马一浮须发皤然，夏先生身着布衫，蔼然长者。按照我的想法，夏先生那段湖山闲居的时光，该是古雅的，清空的，散步段桥边，招饮楼外楼，清真词，白石谱，可以沉醉湖山矣。后来细读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，发觉我只对了一半。看他1946年日记：“3月18日，阅罗素《怀疑论集》”；“3月22日，……看小泉八云《评托尔斯泰〈艺术论〉》一篇，甚受感动”；“7月16日，过图书馆借得叔本华《意志自由论》、莫罗阿《情操与习尚》及《蛮性的遗留》三书”；1947年日记：“l月1日，夕，阅迭更新《块肉余生〈记〉》二三章，郁伊苦寂之境，写来美妙乃尔”；“1月3日，晨阅《柏拉图对话集·菲独篇》”；“1月11日，枕上阅《汉姆雷特》一章”；“1月16日，阅卞之琳译纪德《新的粮食》，时出警语，为札一过”；“7月19日，临山谷书。阅嘉莱尔《英雄与英雄崇拜》论文学家节。阅《耐儿传》”；“8月1日，阅罗曼·罗兰七月十四日剧本。与天五席地谈放翁诗”……临完黄庭坚的书法（大概是黄的《松风阁诗》吧），接着读英国史家卡莱尔（今译）的名著。谈完罗曼·罗兰的剧作，再与好友畅谈剑南诗，这是说“席地”，肯定是八月份，杭州最酷热的季节，汗出如浆，桌热几烫，只能箕居席地、赤膊谈诗了。从上面简略的日记引文来看，夏承焘居西湖治学，颇耐思量，依我看，其中有一半该是居湖治西学。抗战初，夏先生流寓故乡永嘉时，就有人称他的词学成就堪与朱彝尊历鹗争衡。后来，他又被人们尊为“一代词宗”。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国粹的味道，就像人们说黄宾虹是黄山派大师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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